不说“数智检察”——从遗憾的更名说起
- 不能一味强调技术升级路线将“数字检察”改称“数智检察”，也不能一味将数字检察等同于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。数字检察不止模型！其本质，类似数字中国，是整体性、系统性、协同性的战略部署。
- 坚持“数字检察”的提法，核心在于坚持业务主导，坚持数字检察的业务属性——应当是用数智技术赋能检察业务，而非相反，让检察业务去服务“数智创新”。
- 现在的“办案系统”“监督平台”“智辅系统”，都将是下一代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所有的办案规则和监督规则、所有的数字监督模型和智辅办案智能体，都将按照四大检察布局，融合在下一代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之中。
一般情况下，笔者非必要不动笔——写作太耗神，更关键是，风险不小。
上一篇是《说好了，咱不说“数智检察”了》，核心观点有三：
- 从政治维度看，数字检察战略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《2023—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》《人民检察事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等系列文件均为“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”。数字检察才是统一、规范的用词。
- 从技术维度看，对检察机关而言，远未到可以宣告已完成数字检察战略、全面迈向所谓“数智检察”的阶段。不能用技术演进的阶段性概念来定义战略的阶段性，更不能以某一类技术的突进来轻易修订战略提法。
- 从业务维度看，泛用“数智检察”提法，容易凸显技术性而弱化业务性，存在将数字检察这一“跨部门、跨领域”的系统工程和长期战略，降格为某一部门或某条线具体工作的风险。
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
——原“数字检察”微信公众号，自2026年8月6日起，正式更名为“数智检察”微信公众号。
在《更名启事》中，提到一句话：“2026年全国检察长会议强调，推动‘数字检察’向‘数智检察’深化升级。”
请注意，这句话只是官方媒体宣传时自行提炼的。有条件的同学可以翻看原文——2026年全国检察长会议通稿中，并未出现“数智检察”一词，原文只强调“推动数字检察深化升级”。而最新发布的《人民检察事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，同样只提“数字检察”，不见“数智检察”。
为何遗憾？因为原“数字检察”微信公众号由官方媒体主办，更名本身具有鲜明导向性。已有“不明真相的同志”因此被误导。若真将“数字检察”升级为“数智检察”，将陷入一个逻辑困境：
那么“智慧检务”又该置于何处？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
一、“网络强国”——“条条”攻坚
有同志主张将数字检察升级为“数智检察”，内在逻辑是技术升级。若按此逻辑，这一“升级”其实早已完成
——最高检正式印发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智慧检务建设的意见》，明确提出构建检察信息化4.0版的“智慧检务”，全面实现检察工作数字化、网络化、应用化、智能化（即：数字检务1.0-网络检务2.0-信息检务3.0-智慧检务4.0）。
关键在于，这一提法强调的是 “人民检察院信息化建设” ，本质是技术导向，属于“条条”攻坚。梳理时间线：
- 2014年2月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。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，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。
- 2014年7月：最高人民检察院信息领导小组（1999年成立）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。
- 2016年底：国务院印发《“十三五”国家信息化规划》，明确提出“实施‘科技强检’战略，积极打造‘智慧检务’”。
- 2017年12月：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化智慧检务建设的意见》（高检发〔2017〕15号）正式印发，系近十余年来首个以高检院发文形式印发的检察信息化文件。
- 2018年7月：《全国检察机关智慧检务行动指南（2018-2020年）》（高检发技字〔2018〕16号）印发，细化建设任务，要求遵循科学化、智能化、人性化原则推进智慧检务建设。
- 2018年7月：《智慧检务工程建设指导方案（2018-2020年）》（高检技〔2018〕59号）经最高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审议通过，指导各省级院统筹实施。
大家可以查阅近两年最高检有关检察智能化应用试点的文件，落款是否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？这本就是一以贯之的技术升级和工程任务，从未中断。
二、“数字中国”——“块块”工程
如之前所述，“强国”往往侧重具体领域的专业能力突破，带有“条条”攻坚色彩；而“中国”则指向「跨部门、跨领域的“块块”系统工程」，需要全社会协同。
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的发布主体是中共中央、国务院，而非某一部门。《规划》明确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数字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，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统筹协调、整体推进、督促落实——这印证了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、系统性、协同性。
而数字检察战略，正是承袭“数字中国”概念而生。梳理时间线：
- 2021年：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》出台。
- 2022年：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召开，最高检成立数字检察工作领导小组。
- 2023年：北戴河会议，“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”启动。
- 2024年：最高检研发并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，开展“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广活动”。
- 2025年：“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应用业务竞赛”举办。
笔者认为，正如不能一味强调技术升级路线而将“数字检察”改称“数智检察”一样，也不能一味将数字检察等同于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。数字检察不止模型！其本质，类似数字中国，是整体性、系统性、协同性的战略部署——具体而言，是业务属性的，是要依托技术手段赋能监督、赋能办案。
我们可以用数字化手段构建模型，发现监督线索；当然也可以用智能化手段，甚至更精准！
我们可以用信息化手段规范检察业务办理；当然也可以用智能化手段辅助办案，甚至更高效！
一线同志并不排斥“数智赋能”：
wk：目前我感觉数字检察还是大有可为，我看见有的检察同仁已经搞出来很多实用的东西了。
阿N狸BOSS：上海控申有个信访法治化系统，已经开始帮民检自动生成报告了。
淡蓝：你是没用我们的模型，每年能找到几个抗诉案件线索，检察官们很高兴。对了我们省有自己模型平台，能提供案卡数据。
知行小屋：现在全省（指浙江省）上架的近200个智能体，多数还是以工具功能类型为主。一些线索发现类型的，其实和大数据模型差不多，但比大模型好多了——大模型要搞算法、搭工作流、做数据清洗，而使用智能体可以直接导入原始数据进行线索摸排。
（来自：说好了，咱不说“数智检察”了）
但确实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加强：
郝广明：我原来以为是电脑卡，后来换了新电脑，业务系统到了星期五还是卡。
雪肥狼王：搞了一大堆系统，三天两头忘密码。
天青色等烟雨：不说其他的，就一个案卡都没实现数字化！平时办案怎么也发现不了问题，但通报全是问题。
波巴费特之书：应该是它为我们办案提供便利，而不是为了那些什么排名，把自己阅卷发现的线索机械性地套进去再做个文书出来，有何意义？
（来自：说好了，咱不说“数智检察”了）
笔者认为应当坚持“数字检察”的提法，核心在于坚持业务主导，坚持数字检察的业务属性——应当是用数智技术赋能检察业务，而非相反，让检察业务去服务“数智创新”。
三、检察业务应用系统3.0的期待
数字检察近几年的主要标志性成果，一是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，二是智能化建设。可以说，一个侧重数字化，一个侧重智能化。前者通过数据挖掘监督线索，后者侧重智能辅助个案办理——这完全契合 “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、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” 的要求。
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探索和成果，至今尚未嵌入每位检察官每天都要打开的检察业务系统。
当前的“办案系统”，只能说实现了案件的“线上办理”。我们真正应当关注的，是以业务为核心，融合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等能力。工具只是手段，是让检察官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，提升检察人员素能，帮助检察官专注于价值判断和公平正义的实现。
下一代检察业务应用系统，应当是生产系统与数据系统深度融合的系统，是全面实现“业务生成数据、数据反哺业务”的系统。“在办案中监督、在监督中办案”的检察理念，反映了检察工作的基本规律——法律监督是办案的目的、价值和意义所在，办案不是简单的、孤立的诉讼活动，而是通过诉讼活动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。
如果厘清了这一关系，现在的“办案系统”“监督平台”“智辅系统”，都将是下一代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所有的办案规则和监督规则、所有的数字监督模型和智辅办案智能体，都将按照四大检察布局，融合在下一代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之中。
微信公众号-法数纵横：不说“数智检察”——从遗憾的更名说起
博文作者： Rob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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